Wednesday, May 2, 2016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自身文化的挑战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飞速的发展，中产阶级快速壮大，更多的人富裕起来，社会更加繁荣，人们尽情地追求享乐，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旅游热潮

富裕的社会掀起了旅游的热潮。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一篇报道，2013年，中国旅游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9.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1%，创造了1亿多个直接就业岗位。

中国是国内旅游发展最快的国家。富裕的人们已不仅仅满足购买昂贵的物品，他们还越来越想看看国内的美丽风光。大量的国人在国内各地游玩。逢年过节，国内的各个旅游景点可谓是人满为患，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游客把这些景点挤得是水泄不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进入了家庭，以个性、便捷、省时、来去自由而著称的“自驾游”迅速升温，成为假日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

此外，来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旅游支出为全球最高。2012年，中国人在出境游期间花费达到1020亿美元。中国旅游研究院表示，到2020年，中国出境游游客数量将从2012年的8300万增至2亿。现在，在全球各地人们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的足迹踏遍北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东南亚各国。譬如，在巴黎闻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和罗浮宫，人们总会看到众多来自中国的游客。

奢侈的饮食文化

和改革开放以前的生活相比，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家庭聚会常常可以上十几道菜，鸡鸭鱼肉不仅是应有尽有，而且已经是很平常的菜肴。逢年过节，很多富裕的家庭甚至免去在家里设宴的辛劳，直接到饭店预定节日的家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在很多包括婚礼之类的庆祝活动中，亲戚邻里们在屋前的街道上一字排开，摆上十几或几十张餐桌，尽情地享受着富裕的生活。

而拥有更多财富的富人们则过着更加奢侈的生活。各种高级酒店和装饰奢华的会馆是他们出没的地点。他们的宴会里充满着山珍海味中的精华。美国著名厨师和电视制作人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上海制作节目并参加了上层社会的一次晚宴。很多宴会上的食材都是当天几小时前从世界其他国家空运过来的。

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随着社会的更加繁荣，富裕的人们认为自己应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中国社会再次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又再一次地明显地表现在对时尚的追求。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人们开始购买昂贵的商品。在英国电视制作人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2013年制作的电视节目《中国富豪与名流》（China's Rich & Famous）中，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英国女士观察到，“在这里，富人需要让人知道他们很有钱。因此，他们一定要买大家都知道的名牌。”曾几何时，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路易威登精品店门前来自中国的游客排起了长龙。他们在购买贵重皮包时根本不看价，因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只有这种西方著名的奢侈品才能称得上是时尚的珍品，也只有昂贵的路易威登和古馳皮包才能显示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买得起这种奢侈品，它们已不令人新奇了，时尚的标准也随之改变，促使人们去购买更为昂贵的物品，以免自己的风头被他人盖过。现在西方的那些奢侈皮包在中国掀起的热潮已渐渐逝去，随之而来的是有钱人对更加昂贵的豪车的追求。这种对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焦虑，导致这种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渐渐地，竞争文化再一次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五百年前的中国，年幼的儿童被送进私塾学习四书五经，早早地开始为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做准备。今天的中国，面对社会上激烈的竞争，家长们深切地体会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在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上课，学习各类知识。随后从小学开始，他们就踏上了竞争激烈的人生旅途。学校里各种测验和考试频繁。学校积极地鼓励学生通过竞争而成为强者，成为人生的赢家。作为学生，通过艰苦的学习而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则是竞争精神的具体体现。

当学生进入高中后，为接下来的高考做准备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因为高考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他们入学及未来的工作前景，甚至影响他们是否能在未来竞争激烈的生活中成为超越他人的胜利者。由安徽毛坦厂中学的学生生活我们或许可以对此略见一斑。这所建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上的中学，每年上万毕业生，高考本科上线率竟然连续4年达到80%以上。为了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准备，整个毛坦厂镇禁止一切娱乐产业，学生们也几乎与世隔绝，校园内外、全镇上下没有一家网吧。学校里采用的是题海战术，月月排名。校园广播里更是播放着《超越极限》，《不顾一切要成功》等各种励志歌曲。

毛坦厂中学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学校为了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而采取一些实用的方法也无可厚非。遗憾的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和世界上其他孩子一样，就像年轻时期的伽利略和牛顿，都曾经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爱好。但当人生走到这一步时，所有这些梦想都已被放弃，而尽一切努力获得成功，战胜他人并成为人生的赢家则取而代之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更加令人侧目的是，据亳州晚报2015年8月的一篇报道，利辛县高考状元因考入清华大学而被奖励住房一套。这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上千年前的绝代佳句在当今社会的具体体现，也再次显示出中国社会对待读书和学习目的的看法和认识。

考入大学的优秀学子们思考的则是如何在未来的人生中继续成为胜利者。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把这种现象总结为，“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

当年轻人进入社会后，追求财富，获取权力并成为人生的赢家是每一个人奋斗的最高目标。拥有财富和权力吸引着每一个人的视线。正因此，在中国炫耀身份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几乎都会得到极大的关注，也才会发生因炫富而导致的郭美美事件。同学会已成为炫耀人生成功的场所，人们为自己比他人“混”得好而骄傲和自豪。有大学教授甚至对学生提出要求，“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至此，当中国在追赶西方的竞争中取得长足进步之后，中华民族的目光再次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激烈的竞争再次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内部。追求财富并享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也再次成为每一个人为之奋斗的目标。面对这一切，我们感到犹如时光倒叙，中国社会仿佛又回到了五百年前的明朝。

这种竞争文化的重生已经再一次显现出它对社会以及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上海教育》杂志201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我们调查了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 这一现象一直以来是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教育制度，认为应试教育扼杀了创新型人才的出现。然而，问题的性质其实已经超越了教育制度本身，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的文化。试想，在一个以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为宗旨，以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为目标的社会里，任何个人都很难全身心地，忘我并充满激情地痴迷于“和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活动中。相反，越是高智商的人，越有条件成为财富和地位的竞争者。

长久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为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尽管屠呦呦的获奖打破了这一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仍然缺乏在科技领域里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人民网在2015年的一个系列报告中提到，“近些年来，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我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与国家地位与历史严重不相称。”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从来都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宇宙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心。然而，中国社会对诺贝尔奖的关注更基于中华民族的竞争精神，即中国人在科技领域也要成为赢家。旅美归国的科学家施一公于2014年获得爱明诺夫奖以表彰他在科学上的贡献。采访他的中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奖是否是激励你多年来刻苦专研的动力？”这再一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认为任何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名利，为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包括科学研究。

新华网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与巨额投入形成鲜明对比，是近年来我国真正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还鲜有出现。那么，巨大的科技资金到底流向了何处？”

文章披露，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不少人把科研经费当做“唐僧肉”，“跑冒滴漏”严重，甚至有人想方设法中饱私囊，最终锒铛入狱。譬如，2014年，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全国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弄虚作假套取巨额国家科技资金，与来自四所院校的其他六位教授一起，涉嫌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

此外，根据新华网的报道，英国现代生物出版社于2015年撤销了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同年8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10月，拥有《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出版巨头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种杂志中的9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随着中国科协等单位进行的调查，一条代写、代投、伪造同行评审的国际论文“一条龙”服务灰色产业链浮出水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和中国科技人员的自身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包括提升，晋级，申请基金，以至在所在领域成功并成为头面人物。因此，人们为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已经不惜一切代价。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员和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把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视为他们奋斗的最终目标。科学研究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而已。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西方社会，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